人民币升值带来什么

　　孙立坚教授指出，人民币升值到今天对于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宏观上看，我们很难简单地以“好”和“坏”来评价，但至少让中国上上下下都开始意识到：在开放经济环境中，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跟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

　　对中国政府来说，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一旦启动，再不会像汇改前那样，人民币增值压力主要反映在外汇占款对自己货币政策的冲击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造成的日益升级的贸易摩擦这两大十分明确的问题上，而是让央行实实在在地感到：多了一个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时出于政策稳定性需要，央行可能实在不想用它，但市场会时时刻刻提醒央行不能不用它！否则，很难兼顾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两大目标。

　　事实证明，去年用得较多的传统货币政策三大工具———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和加息(调整再贴现率)，对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效果并不好。陈家琳预期，一季度CPI与年初提出的全年4.8％的目标相差较大，今年加息的空间不大，待4月份、5月份的数据出来后再观察。在外需减弱的情况下，为鼓励内需，政府对加息会比较慎重。更大的可能是上调准备金率。

　　陈家琳说，预测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需关注美国的政策。美元贬值是阶段性的，相信美元弱势不会一直维持下去。他认为，美国经济正处在衰退期，一次衰退期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现在只能希望这次衰退能够快点过去。但他预计至少要到今年第四季度。

　　孙立坚较倾向于汇率政策，因为汇率增值，可以缓解通胀输入，也可以直接降低外汇占款，防止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物价上涨、投资过热和资产泡沫的失衡局面。

　　中国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汇率的真正意义。汇改之前，汇率风险由国家承担，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可以不要过多地去控制汇率风险。但是，汇改开始后，企业开始意识到价格优势衰退的挑战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的必要性，开始意识到货币结算时机和币种选择的重要性，也开始意识到利润（出口）和成本(进口)、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匹配问题，有些企业靠人民币汇率的增值做大、做强了(比如，海外并购、进口技术、引起人才、建立战略储备、打开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等)，而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径，当然有些企业则因为增值挤掉了价格优势的空间而不得不停工，与之相反，也有些企业很快找到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维持了自己原有的竞争力。企业的这种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中国的消费者开始关心自己从事的行业和自己所投资的企业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是多还是少，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持有的外币资产和人民币资产未来的购买力究竟谁强谁弱的问题，比如，当外币贬值较大，而人民币的价格水平又较为稳定时，人们就会积极地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例而减少外币的比例，再没有像汇改前高估外币价值的倾向。正是由于国内消费者这种资产构成的变化，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变得旺盛，这也是加大人民币不断增值力度的内在因素。这里，除非金融机构代客外汇理财的业绩足够好足够稳定，或者中国的通胀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否则，人们是不会再愿意持有更多的外币了。

　　中资金融机构和自己的商业客户一起，汇改后，不得不开始考虑汇率变化是否对商业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来满足市场对汇率风险管理的渴望。当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该如何“转嫁”汇率风险和向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冲销可能引起的损失，以保证市场对自己资产管理水平的信赖。当自己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时，中资金融机构感到最大的挑战是熟识国际金融市场汇率走势的专业金融人才。

　　人民币增值对要求这样做的欧美日政府，对在华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欧美日国内的厂商和消费者的意义也是参差不齐。比如，欧美日政府会关注本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缓解程度，会关注中国商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是否有所缓解；在华的外国企业会关注人民币增值所带来的老百姓的财富效应是否会推动国内市场的需求力度，在华金融机构也会尽量争取人民币增值所带来的投资和理财商机，欧美日国内的厂商则关心自己是否能乘机加大中国市场的出口和本国市场的销售份额，而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也会关心自己是否能承受中国因汇率升值而输出的通胀，关心自己能否在美国市场中去投资中国的上市企业，以分享中国企业的增长所带来的人民币计价的丰厚收益等。

　　当然，上述所有的经济主体，不希望人民币价值存在严重的“泡沫”成分，不希望自己是“泡沫崩盘”后的受害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增值过快和过度，都会使人民币资产的海内外持有者变得“神经兮兮”，一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争先恐后地逃避，而且互为影响，形成打压人民币的“合力”，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像东亚危机那样的债难。

　　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被大家接受的“和平共处”机制———保证人民币的升值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炒家哄抬价格、你争我夺的结果？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合作”先例，所以，事后的风险如何公平地来分担，就需要监管部门吸取历史教训，如中南美债务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卢布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事前就得精心设计好相关的制度和防范措施，否则事后的救市或危机的爆发都会让事前的收益人今后产生更严重的道德风险行为，使受害人今后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失去必不可少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