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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中美互补利益交集越来越大

2009年07月28日 03:14 来源: 上海证券报 【字体: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两个阵营利益代言者和世界经济两极力量在共同外部冲击下寻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自主性选择。在这个现实下,此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能的突破口有:在政策“有进有退”中谋求协作与同步;在汇率问题上寻求相互理解与相互约束;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寻求共识与未来规划;在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路径上寻求携手共进的统一方向。

  程 实

  “合作带来双赢”,这个过于天经地义的结论看上去是如此朴实无华,以至于很多人无暇去深思它在经济周期中的内涵变化,而“中心-外围(Core and Periphery)”理论和“脱钩(Decoupling)”理论的盛行,又让很多人觉得国际经济合作并非至关重要,毕竟无论是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还是体现出“内生增长”特性的新兴经济体,似乎都具有在全球化浪潮中独立发展的能力。但金融危机的冲击让“独立增长”变得有如空中楼阁般飘摇不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命运似乎重新被拴在了一起。

  作为全球诸多高端对话机制中的一个,新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似乎并不那么与众不同,而且也不太可能结出令人瞩目的硕果。但值得强调的是,对于谋求中长期合作共赢的高端双边交流机制,短期结果并非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一对话机制是否具有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实必要性和合作突破口。某种意义上看,赋予交流机制本身以旺盛生命的,并非交流各方的刻意努力,而是历史时代和经济周期偷偷写下的大势所趋。

  所以说,2009年7月末A(mrica)与C(hina)的新碰撞,之所以将有令人期待的火花,正是因为介于其间的B(usiness cycle)让中美合作变成了阴霾中的那丝曙光。

  首先,与众不同的危机时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合作交流机制的物质基础是与经济结构相关的、具有互补性的利益“交集”,这块交集越大,越容易在充分博弈后求得“和而不同”的共识和实质性的合作行为。从这个角度看,G20之所以很难在多层次的冲突中谋求整体的利益融合,就因为数量众多的参与者虽然与世界经济“多元化”的趋势结构相契合,但太多的子集让交集本身变得愈发狭小;而G8之所以影响力日趋没落,则是因为同质的子集让交集的内生互补性变得微乎其微。相形之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两个阵营利益代言者和世界经济两极力量在共同外部冲击下寻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自主性选择。

  所谓共同利益,是一个虚幻且未兑现的概念,产生共同利益的根源是经济基本面的同质性和相关性。就中美经济而言,同质性体现在循序渐进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不同,2007年爆发并演化至今的金融危机并非区域性事件,而是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形成实质性影响的全球事件,世界经济周期从繁荣转向衰退,美国和中国的周期形状均发生同质性的大方向改变。而另一方面,从经济周期的转折看,中美又体现出领袖两大阵营的先行同质性。与深受内生结构性要素调整拖累的欧元区和习惯性陷入中长期停滞的日本不同,美国在经济周期的跌宕起伏中,跌得早,跌得深,但风险出清也更为迅捷,在复苏之路上领发达经济体之先;与短期清偿风险骤增的中东欧经济体和长期结构性风险犹存的俄罗斯、巴西不同,中国和印度在新兴市场中的表现则更是可圈可点。作为同处下行周期中的不同阵营领跑者,历史赋予了中、美经济深度共鸣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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