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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之难

2010年05月18日 05:05 来源: 上海证券报 【字体:

  越是公共政策,越是追求民主和理性,决策越是困难。因为行动取决于认知,公共行为更是取决于认知的统一。在社会组织及其利益越来越分化并相互竞争冲突的时代,要取得某种认知的统一,简直不可想像。所以,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不可能对所有社会成员带来均等影响,只要不减损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就算是成功的了。眼下,有关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恐怕是这种困难的典型体现。

  即便从语义上看,通货膨胀是“通货”亦即货币膨胀,而不是“物价”也就是价格膨胀。自从货币担当了商品价值尺度后,不管是贵金属本位还是纸币本位,物价高低一律体现为货币量的多少。过多或过少的货币量,可能会引起物价的普遍持续上涨或下跌,这才是无论经济学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有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真正含义。但是,诸如真实需求的相对上升或下降,扭曲的价格机制被解除等,都可以带来在货币量大致稳定下的物价变动。所以,物价上涨仅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和体现,而非成因。

  这一认知引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逻辑结论:并非所有的物价上涨都是通胀;即使没有出现普遍而持续的物价上涨,也不意味着就一定没有发生通胀。换言之,物价上涨仅是通胀的可能结果之一。

  人们在追究这次源于美国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及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时,并没有因过去十多年美国CPI基本稳定,就忽视导致货币量过多的美联储的责任,甚至将主要根源归于通货过多或者通货膨胀。只不过,膨胀的过多货币进入了虚拟的资产市场,而非直接导致物价上涨的实体经济领域。或者说,正是资产市场吸纳了过多货币,才换来了物价的基本稳定。而代价,便是索罗斯口中的资产市场“超级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及由此带来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和深度经济衰退。这与那种物价普遍持续上涨式通胀的破坏性没什么区别,程度甚至可能更大。这说明,不能再仅仅用传统的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胀。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的金融资产市场,已然到了绝不可被忽视的地步。治理通胀的货币政策,也就不能不将资产市场及其价格视为其形成与变动的重要依据。

  通胀的预防与治理,首先且主要是从货币上做文章,进而,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承担着首要责任。不管物价的普遍持续上涨,还是资产市场泡沫的膨胀,中央银行都应当是第一责任人。那种由政府出面管制价格的行政性微观干预措施,永远不是针对通胀应有的有效预防和治理。

  上述逻辑结论,要求中央银行将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作为第一要务,这包括对内和对外的稳定。为此,央行可以从货币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考虑选择政策工具。

  在现代纸币本位制度下,作为唯一的货币发行者,中央银行直接决定着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但对货币需求,央行并非随心所欲,其影响力也不是直接性的调控货币需求,央行没什么数量型工具可选,主要依赖于利率或汇率调整,通过调整货币价格,间接影响货币需求。可见,为了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都是央行所需要的。

  不管是物价上涨,还是资产泡沫,只要是归于通胀的,在预防和治理时,首先应减少货币供给,其次才是抑制货币需求。为此,数量型工具的运用在先,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在后。否则,过多的货币存量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调高利率导致的货币需求下降,只能加重货币供给量过多的程度,流动性泛滥并不仅仅是与低利率相伴生的。由此,即便是为了预防和治理通胀,利率或汇率的调整也应当是慎重的。即使需要调整,也不应当是大幅度一次性的,而应是多次试探性的。

  对外币值的相对稳定,不仅取决于本币币值,也取决于外币币值。虽然外币的变动,不是本国央行所能左右的,但可以通过调整汇率,来维持本币对外价格的相对稳定性。通胀并不主要是本币相对哪种外币贬值的结果。尽管通胀带来了本币相对于商品、劳务或金融资产的相对贬值,如果外币也出现了同样情况,本币的对外价格仍可能是相对稳定的。但如果导致通胀的过多货币,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大量外币流入的挤出,那的确需要调高汇率。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调高有利于抑制通胀。不管如何,较为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对预防和治理通胀还是有益的。

  鉴于当今世界上没有哪种货币不是受竞争性主权国家或者主权国家联盟控制的纸币,不同货币间的交易也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市场化的。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作为可选择的价格型政策工具,恐怕没有哪个是倾向于将汇率而非利率作为预防和治理通胀的首要措施。当然,作为竞争对手的其他国家,所给出的建议可能正好与这种倾向相反。除非各个经济体间没有了任何竞争性关系,否则,有着通胀压力的经济体对汇率与利率政策的起用,不可能在程度和时间先后上给予同等考虑。

  如上所述,人民币利率调整当然是必要的,但应当慎重。至于汇率调整,当是利率调整之后的选择。然而,不管怎样,进一步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对当前和今后都是必需的。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不断切实提高中央银行行使职责的能力。(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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